2024年12月25日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渔业法修订草案展开初次审议。现行渔业法共6章50条，此次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共7章88条，对现行渔业法作出较为全面的修改。促进和规范渔业养殖，严格渔业捕捞管理，加强渔业资源增殖和保护，深化涉外渔业治理，强化渔业监督管理，严格法律责任等内容，在此次修订草案中均有体现。

　　现行渔业法于1986年制定实施，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修改过部分条款。这部法律施行以来，对于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规划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合法权益，促进渔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现行渔业法施行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与新形势下渔业发展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亟需修改完善。对此，在分组审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修订草案多项规定有的放矢建言献策。

　　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约而同建议明确渔业法与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衔接问题。

　　“根据渔业法要求，在某片海域进行养殖，需要有养殖许可证，同时规定了捕捞许可证。海域使用管理法还规定了海域使用权证。实践当中，取得海域使用权证的要进行养殖，还需取得养殖许可证。实际上这是重复要求，是事权分离的结果，导致渔民负担加重。建议根据渔业法要求，获得养殖许可证就不需要再进一步取得海域使用权证，要处理好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许可证、捕捞许可证这三证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汤维建如是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来提·扎克尔表示，养殖许可证和海域使用权证分别由渔业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发，各地对村集体开展近海养殖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执行尺度也不一样，建议进一步研究两部法律相关规定的衔接问题，依法保障村集体和渔民的养殖用海权利。

　　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渔业法修订草案第40条明确“建设海洋牧场、投放人工鱼礁”等，同时规定“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列席审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长青是山东省荣成市寻山街道青鱼滩社区党委书记、寻山集团董事长。他建议减免海域使用金，支持海洋牧场人工鱼礁建设。他表示，人工鱼礁建设不同于普通养殖生产活动，其价值大多数表现在生态效益上。人工鱼礁建设投资大，项目用海的海域使用金本来就过高，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会让有建设意向的企业望而却步，打击建设人工鱼礁项目的积极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纪恒建议修订草案强化渔业科研保障，鼓励、支持和引导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全面加强渔业科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鄂竟平建议在修订草案第13条增加规定：“在水源地开展养殖业应该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并建议在第24条后增加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应对养殖区定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渔业法修订草案第34条新增对无船名船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涉渔“三无”船舶治理的规定，明确禁止“三无”船舶从事捕捞作业。第70条也新增对涉渔“三无”船舶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处罚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耀斌表示，近年我国海事、海关、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在“三无”船舶治理方面取得一定实效，但涉渔“三无”船舶治理涉及渔民切身利益和基本民生保障，不能简单一禁了之，要综合施策治理，应当充分重视退渔转产渔民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他建议草案增加有关过渡期管理的规定，对涉及渔民生计、符合安全性能条件的非经营性自用涉渔“三无”船舶，研究实行过渡期管理，鼓励和保障涉渔“三无”船舶从业人员转产转业，并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涉渔“三无”船舶治理的工作职责。

　　雪克来提·扎克尔则建议在依法强化监管的同时，参考有关地方的立法实践。2023年11月24日，海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中明确，对村（居）民家庭自用且符合有关条件的船舶能申请备案，实行过渡期管理。雪克来提·扎克尔建议参考该规定，结合各地渔业真实的情况，因地制宜稳妥解决相关问题。

　　“在法律责任部分，处罚金额有的有下限，有的没有下限。由于涉及金额巨大，加上处罚幅度较大，给渔政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容易滋生执法腐败，建议明确处罚下限，并进一步明确处罚依据。”列席审议的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魏后凯如是说。他还建议增加相应条款，促进渔业服务业发展，加强渔业与种植业、加工业、休闲旅游业之间的深层次地融合；建议增加规定，保护好渔业文化遗产和渔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议深入研究修订草案是否纳入保障渔民增收和渔村发展等内容。

　　增加关于渔民的专章专款规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天星的呼吁。他建议强化渔民利益保障，规范渔民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支持渔民提升养殖、捕捞技术技能等。

　　“修订草案要处理好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勇建议，加强完善重要渔业水域保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以及休禁渔区、休禁渔期等方面的制度规定，与正在起草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增强立法协同。

　　张勇还建议修订草案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促进渔业健康发展，建议做好与安全生产法的衔接，并根据渔业行业特点，进一步细化完善渔业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以及渔船、渔港、船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建立健全渔业安全生产制度规范。同时，他呼吁加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建议修订草案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增强渔业从业人员质量安全意识，规范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做好水产品生产源头和过程管控，保障餐桌安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俊华对修订草案第二章养殖业部分十分关注。他说：“我主要关心三个问题：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水产养殖污染治理问题、水库等水面养殖承载力及其管理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蒋超良同样关注渔业养殖的质量安全问题。他建议在修订草案第20条中明确水产苗种销售或者运输环节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饵料、饲料、药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在第25条中明确建立水产品生产档案制度，确保水产品绿色生产、可溯源，并在第64条增加相应规定明确未建立水产品生产档案的法律责任。

　　鉴于渔业法修订草案没有规定生态责任，仅规定一些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汤维建呼吁增加关于生态责任的规定。他建议增加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损害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渔业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生态损害赔偿要求。前款规定的部门不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或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部门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能支持起诉。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刑法罪名，对于嫌疑犯可增加惩罚性赔偿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嫌疑人进行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0条、第12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立新表示，渔业法修订草案没看到相关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应该做好衔接。另外，修订草案第26条规定养殖水生外来种、杂交种实行备案制度，与生物安全法第60条规定相悖，也需做好进一步衔接。

　　修订草案第31条对捕捞作业的规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金强关注的重点。他建议将“渔具数量”改为“渔具规定”。沈金强表示，在捕捞过程中，不单单是对渔具的数量有规定，还应该包括渔网的目数。

　　无独有偶。列席审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夏永祥，是浙江省舟山市岱山抲鱼人渔业专业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理事长。他也建议对准用渔具目录增加规格标准规定。夏永祥说：“目前对于渔具的规范只有最小网目尺寸限制，没有规格和数量限制，导致当前渔船渔具无限制扩张，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也对渔场生产秩序和渔船生产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按照目前的规定，需要辅助捕捞作业的船舶携带捕捞工具、不能说明船上渔获物合法来源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进行处罚。在实际执法中，辅助捕捞作业的船舶从事非法捕捞或为非法捕捞提供转载服务的，如果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的情况，就无法对其进行处罚，不利于打击非法捕捞和为非法捕捞提供便利的行为。夏永祥建议对此加以修改。另外，在修订草案第六章法律责任部分，目前没明确对违反渔获物定港上岸制度行为的对应罚则，他建议增设相应罚则。

　　渔业法修订草案第41条对休禁渔区和休禁渔期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表示，群众对这方面规定关注度很高，建议增加规定，休禁渔之前要做好论证与宣传，增加透明度；休禁渔期结束后，要作出科学评估，评估成效及存在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